图表:2020年五大发电集团装机容量对比图


数据来源:各电力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中国在光伏、风电以及核电等新能源领域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光伏、核电的全产业链基本实现了自主和可控。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按照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光伏行业发展路线图(2019版)》中测算,在1-2年内地面电站和分布式电站基本就可以实现平准发电成本(LCOE)与煤电基准价平价,风电最迟在2025年前也能实现与煤电平价。
尽管还有非常大的火电消费量需要新能源来替换,但实际并不存在不确定性的技术问题,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多数火电被新能源替代的终点。按照2030年碳排放达峰,2060年达到碳中和,2035年前光华东地区每年就需要新增5000千瓦-6000千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
这一过程显然会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些是普遍的,比如达不到企业和股东设置的前期回报率要求,这与扩大规模抢占资源的战略意图常常背道而驰;有些则是中国特色的,在各地政治锦标赛模式下,新能源企业主体多如牛毛,比如广西一地核准风电的主体企业将近50家。显然,这样低的市场集中度,不用很久又会造成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的产能过剩。
各类新能源、电网、储能路线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也面临无法预料的障碍,一旦判断失误,前期的投入将成为无法收回的“沉没成本”,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断定:“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融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坚实的基础”。当今世界正处于通信技术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交织的历史进程中,大数据成为继实验科学、理论分析和计算机模拟之后新的科学范式,大数据平台成为重要生产工具,数据成为基本的生产资料。中国电力企业在坚持稳定新增清洁能源装机前提下,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在负荷中心以外建设的无储能集中式光伏和风电,外送和消纳的问题应被特殊关注。风光发电依赖于自然界资源,负荷往往具有较大波动,需要大量的备用电源保证电网和用电主体的稳定输入,而特高压跨省跨区域输电线路的容量也有限,风光发电企业为了外输抢电量只能降价杀价,被投项目亏损严重,已有产能过剩端倪。现时在西部风光资源富裕的某些省份,已有个别集中式风电场弃风比率超出30%。今后一段时间,在西部一些省份,可再生能源领域将会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产能过剩特征。“源网核储”本就是一个整体,若只为抢资源而匆忙上项目,没有经周密且富洞见的前期论证,将外送寄托于未来外部环境变化,将对电力企业的整体经营情况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
第二,能源革变革应被置于更大范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之中。能源技术在以绿色低碳为发展方向的同时,将出现创新型的能源系统。电力企业应重视从能源生产到电力消费全流程一体化的数据采集,廓清数据的权属,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建设、管理是系统工程,应利用好能源数据规模所带来的管理优势,构建自身的数据护城河。尤其要重视数据挖掘和新一代工业互联网技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作用。平价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往往徘徊在成本线上下,风光的间歇性也对运行成本产生了不利影响,通过数据挖掘和新一代工业互联技术,可以提供新的决策维度,解决行或不行、上或不上的问题。
图表:世界处于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周期内

第三,重视分布式能源的作用,把握单一能源服务向综合能源服务加快升级的发展方向。综合能源服务是支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式从传统集中式过渡为集中式与分布式并重的能源供应结构优化,其特点就是:分布式电源为主,用户也可以参与能源生产。实现综合能源业务链价值最大化不是传统手段可做到的,需要制度、技术有较大革新。发电企业为了顺应这一趋势,需要加强终端客户的粘性,利用发售一体的售电公司,提高服务用电用能企业的能力;由于微网环境下客户会参与供需互动,甚至参与能源生产,能够尽早获得储备的用电企业有关数据,可以成为下一步综合能源供应的合作基础;将来电力企业可以在不依托主网的情况下形成微网循环,电力企业应积极投身增量配网业务,提前布局综合能源供应的区域电网系统。
第四,对火电新建、改造、退役等的决策需要考虑已存在且将来必须要负担的外部成本。风电和光伏发电能否在能源结构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最终由它们的生产成本决定。目前,能源的成本价格还是扭曲状态,火电的成本很低,但如果考虑火电的污染税和碳价,它的成本将高于风电和光伏发电。因此,风电和光伏发电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火电,就需要对比二者完全真实的成本价格,包括污染税、碳价、储能和调峰等成本,各类能源项目包括可再生能源项目,必须置于外部成本内部化前提下开展可研。
第五,加快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国际化布局。把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优势转化为国际间协作减排的话语优势,这是“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匹配中国大国地位的减排使命与担当。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可以提高可再生能源产业、资本、制造全球配置的效率,也可以推广可再生能源的中国技术路线、制度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