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建立可靠的生物质燃料的供给市场;

　　而前提条件则是，必须要有足够而且比较稳定的生物质燃料供应。在生物原料资源方面，我国有着不可忽视的优势。

　　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不可能像欧美国家那样大量进口生物质能的原料。因此，决定我国当前和今后大规模应用生物质能的关键，首先是资源量潜力，其次是将理论资源潜力转变为实际应用的能力。

　　我们对边际土地种植能源植物的巨大潜力的精确测算结果是，适宜种植能源植物(灌木，草类)的3类边际土地即灌木林、疏林地和低覆盖度草地，面积合计为1.79亿公顷;以1公里栅格为单位，先计算出180万个土地单位的净初级生产力(NPP)，而后折算为能源植物的生物量和地上部(可利用)生物量，再折算为能量。将年能源植物能量加上估算的可利用年有机废弃物(包括农作物秸秆、农产品加工剩余物、畜禽粪便、林业抚育、采伐和加工剩余物、城市生活垃圾、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餐饮废油)折能量，得到年生物质能总资源量为9.56亿吨标准煤(考虑到畜禽粪便、废、污水和废油不适宜耦合发电，发电可用生物质资源量为5.69 吨标准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该资源潜力是能源植物在完全自然(生长)条件下的情况。如果人工种植，必然会增加投入(水、肥，选种等)和管理，则能源植物的生物量和能源潜力将可翻一、两番甚至更多。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有机垃圾的资源量也还会继续增加。扩大造林面积也将增加“三剩物”的产出。因此，届时生物质可利用的年资源量将超过20亿吨标准煤。而当前我国用于发电的燃煤量每年约折合为16亿吨标准煤。

　　而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样一个年总产值超万亿元的巨大支柱型产业和市场，包括极其大量的劳动力岗位，恰恰是振兴乡村的急需。一些生物质直燃电厂前几年参与扶贫攻坚的实践已证明，农村存在大量废弃的和无人收获的农、林有机物。只要设立常年的收购站，一个弱劳力甚至残疾人，靠收集出售这些原料，年收入也能上万元甚至数万元。

　　五、对我国高质量低碳发电的几点建议

　　1. 首先是采用已经经过示范运行的煤电升级改造创新技术，对现有在役的煤电机组进行升级改造，除了将落后低效率高煤耗的机组进行淘汰外，对所有在役的煤电机组，包括30万千瓦、60万千瓦和100万千瓦等级的亚临界、超临界和超超临界机组，制定具体的供电煤耗要求和碳排放强度标准，以及灵活性低负荷性能要求，限时完成，否则不许上网运行。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尽可能完成对所有在役的煤电机组的升级改造。实现在役煤电机组的高效和低煤耗发展，实际上这是实现煤电与生物质耦合发电的基础和前提。

　　3. 制定系列政策，推进在边际土地上种植灌木、草类等能源植物以及有林地的改造，建立农、林废弃物和能源植物收、储、运和初加工的产业链。推动建立全国性的生物质燃料供需市场。生物质发电利用由小型直燃发电厂逐渐转为以大型燃煤电厂混烧利用为主。

　　对煤电高质量低碳发展提出三步走的建议：即进一步淘汰煤电的落后产能;对仍然需要继续服役的非最先进机组自身的升级改造;大型高效煤电机组生物质耦合混烧发电和推进CCUS技术的研发和利用。其中，首先是对在役机组的升级改造，以进一步降低煤耗减排二氧化碳;二是使煤电的生物质耦合混烧发电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煤电自身通过创新改造成为高效率低煤耗灵活性机组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降低其碳排放。这样就能创造一个时间窗口，为采用CCUS等技术最终实现煤电的碳零排放打下基础。而我国推动发展煤和生物质耦合混烧发电的关键，是“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扶持激励生物质混烧政策”和“建立和发展生物质燃料的供需市场体系，实现国内和国际两个生物质颗粒燃料市场的双循环”。我们相信，只要坚定地按照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3060”双碳目标的战略决策的一系列指示和要求，千方百计走煤电低碳发展的道路，我们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