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日本

　　日本能源消费高度依赖进口，能源自给率低于10%，是发达国家中能源自给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日本能源转型战略的主要思路不拘泥于能源自给率，着力通过能源技术优势弥补资源禀赋的劣势，将能源技术能力作为保障能源安全、稳定能源供给、优化能源结构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战略性手段。2018年，日本发布了第五次《能源基本计划》，提出了能源转型战略的新目标、新路径和新方向(表1)。

　　日本以积极的措施推进能源转型。在能源生产方面，日本寻求更多的能源供给选择，如加强近海油气资源勘探、加快可燃冰商业开发进程，以及建设从澳大利亚和文莱进口液氢的项目。由于在2030年以前将火电作为主力电源，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燃料电池发电系统、碳捕集与封存等先进技术的利用规模，并加速淘汰落后火电机组。自2012年推行可再生能源发电固定收购价制度以来，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大幅增长，光伏发电占比不断攀升。

　　在能源消费方面，2012—2016年，日本能源消费总量减少了6.1%，接近实现2030年节能目标所需的平均速度。日本能源转型以氢能规模化利用为显著特色和重要抓手，将氢能与电力和热能并列定位为核心二次能源，并提出建设“氢能社会”的愿景，希望通过氢燃料电池实现氢能在家庭、工业、交通甚至全社会领域的应用。日本在《氢能基本战略》提出的主要发展目标详见图6。

　　过去30多年，日本政府投入数千亿日元用于氢能及燃料电池技术研发推广，并对相关基础设施和终端用户进行补贴。日本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专利数量居全球第一，已步入燃料电池汽车和家用燃料电池的商业化推广早期。日本的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领跑全球，2014年上市的丰田Mirai燃料电池乘用车已在全球售出7000辆，占全球燃料电池乘用车总销量的70%;丰田还推出了燃料电池大巴Sora和燃料电池叉车。2009年上市的家用燃料电池热电联供系统Ene-Farm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推广最成功的商业化燃料电池利用系统。Ene-Farm利用城市管网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通过燃料电池技术同时生产电和热水，一套装置大约可提供日本普通家庭平均能耗的40%~60%，减少约50%的碳排放，每年节省60000~75000日元电费(约为3500~4400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5月，Ene-Farm已累计售出29万套，售价比刚上市时下降75%。然而，燃料电池汽车和Ene-Farm的推广速度、发展规模都与政策目标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以更大力度推动氢能利用。

　　2.4　中东国家

　　20世纪中叶，全球步入油气时代，国际能源体系形成了在能源形态上高度依赖油气、在能源供应上高度依赖中东的格局。中东国家严重依赖油气收入，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这种依赖，在提升中东国家国际话语权和财富水平的同时，也预示了这些国家在下一次全球能源转型中的尴尬处境。

　　21世纪以来，全球能源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美国页岩气革命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开采量爆发式增长，可再生能源产业高速发展，全球能源消费中心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因素促使中东国家对后石油时代进行战略思考。近年来，推进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逐步进入政府部门的视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国相继制定了多项政策目标(表2)。

　　中东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资源丰富，是近年来全球可再生能源成本削减的主要地区之一，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最便宜的新建发电装机选择。阿联酋阿勒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的900MW光伏发电项目，以1.7美分/(kW·h)报价成为世界上成本最低的光伏发电项目之一。沙特阿拉伯、也门、科威特和阿曼的年平均风速在7m/s以上，是公认的适宜发展风电的地区。对中东国家而言，发展可再生能源可增强能源安全、促进产业转型。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认为，如果这些国家实现其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中东地区电力部门的用水量将减少12%，可产生显著的综合效益。

3　中国能源转型实践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要在能源资源禀赋欠佳的情况下发展经济，还要在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解决相对脆弱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能源转型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历来重视能源开发与利用战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确立了“能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政策方针，并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能源管理政策体系。21世纪初，为了增加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构并保护环境，中国跟随世界步伐，开始加大可再生能源发展力度，并于2005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7年12月，国务院发布《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详细介绍了中国能源发展现状、能源发展战略和目标，可视为中国能源转型的开始。

　　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成为我国能源改革发展的根本方向。同年11月，国务院发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2020年的能源战略目标;中美两国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提出中国计划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2015年6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提出了中国2030年减排目标和实施路径。2016年10月，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受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和工信部委托，编制发布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描绘了中国汽车工业未来15年的发展蓝图。2016年12月，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提出2020年的目标要求。2017年4月，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联合发布《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确立了“力争经过10年努力，成为新车制造大国、新车消费大国和汽车产品研发大国”的发展目标。

　　截至2020年，从中国主要能源政策目标的完成情况可以看出：(1)中国作为世界能源生产、消费第一大国，在能源消费总量控制、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以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碳排放方面的目标完成情况良好;(2)交通能效及新能源汽车产业指标完成情况不理想。

　　国际能源署高度评价中国在国际能源转型中的贡献。国际能源署前署长田中伸男认为，2014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全球碳排放量逐渐呈现与能源消费脱钩的趋势，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绿色发展。近年来，国际能源转型有四大革命性变化，分别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油气生产国;光伏发电成为许多国家最便宜的新增装机选择;中国经济切换至新常态发展模式，并推动了全国能源系统清洁低碳化;电力的应用不断拓宽至供冷、电动汽车、数字化等领域。其中后3项都由中国主导并做出了突出贡献。

4　经验与启示

　　4.1　能源转型是一项长期艰巨任务，中国需立足国情走好通往低碳未来的过渡阶段

　　各国的转型战略和政策都立足于国情，面向长远未来精心设计。中国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能源消耗规模和各省市严重不均的发展基础，决定了中国能源转型任务格外艰巨而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