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91，首次低于世代更替率2.1;之后，我国的生育率始终低于世代更替率。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远低于世代更替率。生育观念成型后，扭转难度较大，预计未来我国人口将持续下降(详见图3)。

　　人口流动：胡焕庸线的固化

　　1935年，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了“黑河—腾冲线”，后人称之为胡焕庸线，将我国分成东南和西北两部分：胡焕庸线东南部面积占比为43.8%，西北部56.2%，面积基本相当，但人口分布疏密差异悬殊：东南部人口占比96%，西北部4%。胡焕庸线深刻揭示了中国自然、经济、人文等因素的综合格局。

　　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西北部人口占比6.5%，东南部人口占比93.5%，两侧的人口占比变化极小，显示了胡焕庸线的稳固性。

　　2000、2010、2020 年，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占比分别为 35.6%、37.98%、39.99%，20年间提高了4.39%。胡焕庸线固化的同时，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汇集。

　　规模效应：城市化伴生大城市化

　　理论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的《规模》一书，对城市的规模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城市人口翻倍，人均收入、专利数等经济参数遵从约1.15的指数增长，人均电线长度、加油站数量等基础设施成本降低15%。大城市的规模效应、产业聚集效应、人才聚集效应，促进了大城市的人口占比提高。

　　英国、美国、日本的城市化率分别在1850年、1920年、1950年超过50%，2018年城市化率分别为：英国83.4%、美国82.3%、日本91.6%。城市化的同时伴生大城市化，例如，美国有300个MSA(类似我国地级市)，1920年，22%的美国人生活在top20的MSA，2010年，该比例提高到37.5%，人口逐渐朝超级大都市汇聚。日本人口峰值的2008年，东京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0.1%，2020年东京人口占比提高至11.1%。

　　截至2022年底，我国城镇化率65.2%，处于城镇化中期。参考发达国家的规律，我国在后续的城市化进程中，也将伴生大城市化。而大部分存量大城市，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尤其是东南沿海。

　　日本人口和用电量变化

　　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中，美国人口在持续增长，2008年后用电量进入平台期;德法的人口保持增长，2008年后用电量略有下降;日本的人口和用电量，2008年之后均下降。因此，本文选取日本，分析分区域用电量变化趋势。

　　日本人口达峰后，少数核心区域人口继续增长

　　1957年起，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率2.1，因为死亡率降低，总人口量继续增长至2008年的峰值1亿2808万人。近年日本生育率低至1.3，截至2023年3月1日，日本人口为1亿2457万人，比2008年减少351万人。据分析，2050~2065年日本人口将下降到1亿以下。

　　总人口下降，但日本少数区域人口保持增长，以2015~2016年为例，东京、埼玉、千叶、神奈川、爱知、福冈等地人口增长，主要是因为外来人口迁入(社会增减率)，冲绳的人口增长，主要依靠较高的出生率(自然增减率);其余大部分区域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死亡)和社会增减率(迁入<迁出)均为负值，人口衰减(详见图4)。

　　2008~2020年，日本总人口下降1.2%，8个县(埼玉、千叶、东京、神奈川、爱知、滋贺、福冈、冲绳)人口保持增长，除福冈、冲绳外，其中6个县均隶属于三大都市圈;其余39个县的人口下降，其中青森、岩手、秋田、山形、福岛、德岛、高知等7个县的人口降幅超过10%。

　　人口增长区域的用电量降幅低于全国均值

　　日本的用电量和终端电力消费量峰值出现在2007年，随后逐年下降。2019年，日本终端电力消费量8095亿千瓦时，比2007年下降12.8%。2007~2019年，日本人口保持增长的8个县，其中7个县的终端电力消费量降幅低于全国均值，仅福冈县的降幅(-13.8%)略高于全国均值。

　　东南沿海区域用电量增长后劲足

　　我国未来产业升级，用电增量主要来自高附加值的二产、三产和生活用电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分布和人口分布密切相关。

　　每一个理性人用脚投票，汇聚而成的人口流动趋势，是预测区域经济发展、电力消费增长最重要的自变量;同时，人口又是经济发展的因变量，人口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汇集。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不断迭代。

　　我国人文地理的先天条件，导致人口在胡焕庸线东南侧区域聚集，城市化和大城市化的规模效应将持续强化这一过程。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遵循马太效应，损不足以补有余，强者愈强。2021年我国人口达峰后回落，叠加大城市化、人口向东南沿海汇聚，意味着中西部人口的衰减速度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南沿海省份作为人口流入区域，有望在全国总人口开始下降后，依然保持一段时间的继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