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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失衡下的煤电进与退

  “十四五”以来,我国电力装机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2022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装机,电源整体占总装机比重逐步降低。面对电力需求的刚性增长,供应侧托底保障能力下降,2020年底,湖南、江西、内蒙古等地启动有序用电,2021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偏紧,近20个省级电网采取了有序用电措施,2022年四川、重庆等省市陆续实施有序用电。近期,云南省再度实施有序用电,要求当地电解铝企业压减用电负荷。“云南省电解铝企业需要压减40%的负荷,这是云南省继2022年9月两轮限电之后的第三轮大规模限电。”某券商研报指出。

  刀耕火种,乌金照夜,化石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能量来源。气候变化叠加能源危机,在没有可靠替代品的前提下,以煤电为主的基础保障性电源隐居二线折射出能源新旧交替的阵痛。保供担责、减污降碳是共识,但煤电连年亏损、多面承压是现实,当下,电力供需的紧张周期卷土重来,多轮限电之后,煤电的进与退被人们重新审视。

  限电反思:煤电不可或缺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电力装机保持高速增长,据中电联统计,截至2022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25.6亿千瓦,蝉联世界第一电力装机大国多年。

  但2020年底,湖南省发改委一则《关于启动2020年全省迎峰度冬有序用电的紧急通知》却如“平地惊雷”般地将缺电的事实带入公众视野——我国电力装机增长了6倍有余且产能过剩,缘何“拉闸限电”再度来袭?

  2021年,“限电”的寒气持续蔓延。这一年,需求侧工业生产恢复、冬季寒潮、夏季持续高温天气等因素带动负荷快速增长;供给侧能耗双控、煤炭价格上涨、来水偏枯等多重因素制约电力供应能力。供需之间此消彼长,全国大范围开启有序用电。

  “前两年限电的共性原因在于部分地区没有把握好减碳节奏。间歇性、波动性新能源装机大增,但是提供保障托底能力的煤电迎来‘关停潮’,盲目唱衰煤电甚至‘妖魔化’煤电的声音盛行。‘要先立后破,而不能未立先破’。”业内人士盛某告诉记者。

  近年来,煤电发展受限,新增装机不断下滑,低碳转型的加快,使煤电发展一度陷入“休止”,一些减碳退煤的观点称“应在短期内迅速淘汰优先退役1.12亿千瓦煤电机组”。“十四五”初期,关于“十四五”时期煤电是“再建”还是“再见”的争论渐渐有了答案。

  从经济性、技术成熟度、产能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来看,短期内,新型储能尚不具备大规模替代煤电、承担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重任,煤电依然是我国电力系统的“顶梁柱”。“未来2~3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维持刚性增长,核电、水电等电源建设周期较长,投产时序已基本明确。受地缘政治影响,气源、气价等因素对我国气电发展的约束性进一步加大,气电发展存在不确定性。随机性、间歇性的特征决定了风电、光伏无法稳定出力。”业内专家告诉记者。

  上述专家进一步表示,新能源能量密度低决定了其短期内无法提供与煤电相当的保障容量。“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6.9亿千瓦,但可靠保障容量仅3000万千瓦,不足全国煤电可靠保障容量的3%。未来一段时期内煤电仍是保障我国电力可靠供应的压舱石。”

  纠偏迫在眉睫。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然而,随着用电负荷快速增长,同时受部分地区煤电建设投产滞后、部分水电大省汛期来水偏枯等因素影响,2022年四川、重庆等地区电力供需再度陷入紧缺,折射出我国电力行业更深层次的供需矛盾——“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共存,电力行业供给已跟不上需求变化。

  路条开闸:煤电疾徐争辩

  为了“决不出现拉闸限电”,新建煤机路条获批力度加大。2022年3月,国家能源局印发《2022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国能发规划〔2022〕31号),指出:2022年新增顶峰发电能力8000万千瓦以上。2022年4月,政府再度指出,“未雨绸缪加快建设新的发电项目。”

  但“煤电开闸”有喜有忧,再度放开煤电增长,也引发了众多争议。有研究机构指出,2022年前11个月,中国新核准的煤电装机容量已超过6500万千瓦,达到2021全年的核准量2136万千瓦的三倍之多。一时间,煤电“大开闸”、煤电基建潮等声音再来,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新上煤机是否和降碳初衷相悖;二是当前煤电企业连年亏损“食不果腹”,新上煤机如何保持投资收益,会否沦为沉没资产;三是煤机新增多少符合实际需求。

  业内专家指出:“从发电量来看,预计未来2~3年我国每年新增用电量4000~5000亿千瓦时,若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1亿千瓦,新增发电量约2100亿千瓦时,仍有1900~2900亿千瓦时的电量需要由煤电、水电、核电、气电等基础保障性电源来补充。”

  另有业内专家反对上述专家采用新增电量判断新增煤电机组的观点,提出应当按照最大负荷的增速考虑煤机增速。在电力系统中,煤电机组与最大负荷保持一定比例才能保证电力供应可靠性,充裕的煤机容量即为可靠性。

  不论以何为依据来预测和判断,依仗煤机保证电力可靠性是目前的主要手段。然而,煤机一方面不得不“为爱发电”,另一方面,传统煤企又受到国资国企投资收益的考核约束,受中长期前景走低,叠加煤价上涨、调节成本升高、政策机制不到位等多种因素影响,煤电企业发电积极性不足。

  近年来,飙涨的煤价、环保的约束导致发电企业连续多年“入不敷出”,面临“生存难、改造难、发展难、保供难”局面,陷入“发一度电、亏一分钱”的窘境。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2021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缺煤停机和临时检修容量最大超过9000万千瓦,占煤电总装机的8.5%。”

  以大规模新能源作为基础保障性电源将显著提升全社会用电成本,而煤电投资意愿不足已反映出投资者的市场预期。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陈宗法告诉记者:“2021年,我国新增煤机2937万千瓦,同比减少1093万千瓦;2022年新增煤机只有1467万千瓦,同比下降了1472万千瓦。五大发电集团投产情况也类似。”

  争议背后,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煤电的价格机制。在煤价高位运行、煤电企业持续亏损、能源保供压力大、安全隐患增加、改造任务艰巨、未来发展堪忧等重重考验下,存量煤电装机尚且艰难为生,新增装机如何保障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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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叶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