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国零碳能源转型需多个领域多项技术驱动，其技术成熟度和市场期望度处于不同阶段，可有效指导政策和投资决策。

　　中国的零碳转型需要多个领域多项技术驱动，从投资的角度看，主要集中在七大领域，分别为循环经济、能效提升、零碳发电、储能、氢能、终端消费电气化和数字化。从发展阶段看，这些领域中的细分技术分布在技术萌芽期比如工业电加热、动力电池回收，期望膨胀期比如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泡沫破例期比如铅炭电池、稳步复苏期比如锂电池和产业成熟期比如风光发电五个不同阶段。每个阶段的市场期望度存在差异，发展的主要任务以及驱动因素不同。未来，到2050年，中国要实现零碳图景，这七大领域的各项细分技术领域都能够走过产业成熟度曲线的五个阶段，达到商业可行的最终方向。这七大领域可形成潜力非常巨大的市场空间，至少在十几万亿级别，投资零碳中国的回报也将非常可观。

　　(5)严格限制新增煤电装机和大力推动绿氢发展应成为“十四五”以及随后的中短期内中国零碳转型的重要举措。

　　在“十四五”期间，中国无需新增煤电装机，即可满足2030年前电力需求增加和电力系统灵活性的要求。这是落基山研究所和能源转型委员会近期即将发布的报告结论。从全国的层面看，通过对预测的2030年全国夏季和冬季典型日的负荷曲线和各来源的发电出力的分析表明，尽管不计入水电、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需求响应等一系列的灵活性资源，中国已有的煤电装机已完全可以满足电力系统灵活性的要求。进一步从区域和省的层面看，该研究模型对电力输入省和电力输出省的情况进行模拟，结果表明，通过技术手段和电力系统市场机制的完善来实现系统优化和灵活性资源的充分释放，也可平衡电力供需，而无需额外的煤电装机投入。其中，系统平衡的主要措施包括：适应可再生能源出力情况的灵活的省间调度、煤电灵活性改造和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完善、水电灵活性潜力的充分发挥(仍有30%可挖掘)、工商民用电以及电动车等的需求响应、发展和采用电化学储能等其他形式灵活性手段等等。

　　从所需行动看，中国要在不新增煤电装机的情况下满足电力系统灵活性要求，需要清晰的目标设定、完善的市场机制、系统的规划部署和匹配的政策支持。具体在目标设定方面，一方面需要设立与中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乃至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的整体目标相适应的分行业目标，另方面，还应分阶段设立短期、中期、长期目标，且这些目标间应具有连续性。在市场机制方面，应实行可更好反映可再生能源间歇性出力和体现价格信号的短期市场和实时市场机制，协调跨省电力调度，并通过建立开放的市场激励新商业模式的出现。在规划部署方面，所需措施包括进行全面且尽可能精确的负荷预测，放开技术资源采购限制，以及保证输配电网的升级、规划和建设应与可再生能源长期发展目标相一致等。在政策支持方面，应透明化负荷曲线、预测等数据和信息的披露，以创造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此外，应进一步规范行业标准，以及在电力调度中充分量化和评价系统惯量等。

　　在“十四五”期间的另一个关键行动是大力支持绿氢的发展。建议将绿氢的发展纳入能源的总体规划，涉及的内容包括鼓励绿氢的消费和制取等。随着产业热度的提升和市场的发展，“十四五”是绿氢发展的重要机会窗口。一些地方和行业部门已具备较为成熟的条件来进行示范，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电力成本比较低的地方以及弃风、弃光、弃水的区域，建议给予一些包括电价政策的优惠(包括输电成本减免等)，鼓励绿氢的示范。此外，还可支持建立绿氢示范的工业园区，实现可再生能源和绿氢的就地消纳。

　　4. David Sandalow的发言要点

　　美国能源部原副部长、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创始研究员David Sandalow先生认为，习主席宣布的“中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非常重要，非常令人鼓舞，对实现巴黎协定目标，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都是非常积极的。

　　从全球反应看，大家一方面非常欢迎习主席所做的承诺，但同时也十分关心中国在近期将采取的行动，看这些行动是否与长期目标相匹配。正如中国的老子所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实现2060碳中和的承诺，中国应抓紧时间配合一些切实的近期行动措施，以增强承诺的可信度。为此，Sandalow先生提出了5点建议。

　　(1)控制煤电总装机容量不超过1100GW。“十四五”规划中如果继续增加煤电厂装机容量，会引起全球关注和担忧，影响他们对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信心。

　　(2)可再生能源发展应该从部署更多的装机容量转向发出更多电量的目标转变，也就是说从MW(兆瓦)向MWh(兆瓦时)转变，设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目标。

　　(3)部署绿氢发展。

　　“十四五”期间，中国及时部署绿氢对能源转型和完成气候变化目标都非常重要。氢能的发展一定要以绿色氢能为目标，如果氢的生产是来自于化石燃料，没有进行碳捕集，那就适得其反了。

　　(4)加大CCS研究与试点。中国实现气候变化目标需要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在这方面，中国企业有很好的机会，未来可以从CCS或者CCUS中获利，对全球减排也可带来好处。

　　(5)节约“粮食”和减少粮食消耗对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至关重要。粮食生产与消费的产业链贡献了约25%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个问题很少在能源圈里谈及，但从粮食的全产业链来讲，粮食从农场生产和包装，粮食加工、运输与最终消费等过程都与能源相关。从应对气候变化角度看，这里有很大的机会，包括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以及消费者行为方式的改变，可以降低粮食体系中的碳排放，同时提高公共健康，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并提升动物的福祉。习近平主席已经推动了杜绝食物浪费的倡议，这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建议把这一倡议纳入到国家自主减排贡献计划中。

　　5. 其他专家意见总结：

　　与会人士感谢三位家的精彩演讲和David Sandalow的评论和价值建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建议：

　　(1)中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困难与挑战巨大，需提高和统一认识、树立坚定信心。

　　相比于欧洲从1990年达峰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所需的60年时间，中国在2030年前达峰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时间只有欧盟的一半，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能源需求还在上升，全社会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民意基础、企业认同、技术储备、市场机制、法律法规等方面严重滞后的情况下，将目前化石能源占80%以上的能源系统变成零碳能源系统，所面临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

　　此外，受新冠疫情的冲击，世界各国的企业步履维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可能为了经济复苏供应而减缓对化石能源尽快淘汰的决心，在低碳、零碳政策的执行方面可能出现松动，这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对此，各行各界人士，尤其是对能源界人士包括能源企业的领导和负责国家能源管理和规划的同志，首先要登高望远，进行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对“碳中和目标”有紧迫感。习主席提出的“2030年前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不仅仅是两个具体目标，还与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落实全球温升小于2度并争取控制在1.5度的“巴黎协定”、应对人类面临共同挑战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问题互为一体、交相呼应。在这样的伟大愿景下，能源规划者应该思考“碳中和”和“碳达峰”两个目标对于目前的能源发展意味着什么，积极研究规划“十四五”期间在能源领域应该采取的行动，而不是悲观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