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德烈·科诺普利亚尼克,译/观察者网 杨珈媛】
在我看来,当前欧洲大陆能源领域的所有问题,都与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漫长世纪”走向终结相关。

“欧洲的能源问题基于美国‘漫长世纪’终结”,截图来自“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网站
阿瑞吉的“漫长世纪”
乔万尼·阿瑞吉在他的经典著作《漫长的20世纪》中确定了全球资本积累的四个系统性周期:15世纪至17世纪初的热那亚周期,16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荷兰周期,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英国周期,19世纪末并持续到当前金融扩张阶段的美国周期(阿瑞吉的书在经过了15年的写作后于1994年出版)。世纪之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动荡中英国周期走向终点,美国周期登场(见图表1)。

图表1:全球贸易走向自由化的发展路径,本文作者根据《金融时报》数据制作
在美国积累周期的伊始,我认为有一个事件是相当重要的:1910年11月底,美国六大银行家在杰基尔岛进行了秘密会议。这次会议促成了于1913年12月成立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系统构成了阿瑞吉笔下所谓美国“漫长世纪”的核心。
20世纪美国的两次崛起可视为其积累周期、“漫长世纪”的基础。这两次崛起基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战后恢复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次大战均发生于欧洲和亚洲,不在美国的领土之上。很大程度上,美国为这两次在其领土之外进行的战争和战后重建提供了物资和技术(在扩展自己产量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在美联储的运作下世界经济美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可以说,美国“漫长世纪”基于其疆域以外的世界经历“破坏—重建”,循环往复。
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地位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增势——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以及贸易和投资的保护标准。一方面,这降低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这些规则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推进双边协议体系。美国必然参与其中,作为双边中的强者,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规则。
首个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于上世纪20年代达成,1959年签署了保护投资的协定,截至2010年,近3000个这样的协议达成。这些协议主要建立在美国模式的基础上,美国将其模式运用到各种相应的保护资本输出国利益的多边协议之上。而实现这一切的根本——在整个“漫长的20世纪”中,美国的领土上从没有经历过会带来毁灭性后果的世界大战或是局部战争。也就是说,所谓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模式下建立起来的。
然而在我看来,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周期即将走向终点。除了世界经济的三大传统中心之外,世界市场的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强大的竞争者——金砖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还有东南亚国家。彼时这些国家通过在世界市场上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生产低附加值产品扩大了竞争优势,并且在某些行业取得了利基突破。
当前的游戏规则已无法维系美国的主导地位,无法为美国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阶段带来竞争优势,相反,还使得美国那些年轻且进取的竞争对手成长到了一个与之平等的地位。要想应对这种挑战,策略只有两个:要么跑得比竞争对手更快,要么就是“往对手的鞋里倒玻璃碴子”,让他们跑不动。
美国发生了明显的逻辑转变:从全球化到区域化,再到保护主义。制裁和禁运是保护主义的两种极端工具,而如今它们已成为美国进行竞争所常用的手段。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已经拒绝接受全球化进程的基础——国际法基本准则。
换言之,美国需要对其领土外的世界进行再一次的“破败—重建”的循环(通过新的租借法案以及实施新的马歇尔计划),以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并保持其正在丧失的全球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欧盟作为美国的军事和政治盟友,始终紧随美国之后,尽管大多数时候美国在经济领域的行动实际上针对的正是欧洲本身,欧洲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竞争中最薄弱的一环。
美国的三个主要竞争对手
对于美国来说,有三个竞争对手是一定要打击的:俄罗斯、欧洲和中国。为捍卫自己在全球经济中逐渐失利的地位,美国目前正在针对这三个对手实行长期的、有目的的战略经济行动。并且,美国在“欧洲战线”进行的行动同时针对着这三个对手。
俄罗斯:通过将俄罗斯卷入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并使得俄罗斯将资源大量投入其中,美国为俄罗斯制造了额外的经济负担,从而推迟俄罗斯在非军事工业方面取得的可能的技术突破,放缓俄在这些领域提升世界地位的脚步。通过直接颁布对俄制裁法案加之欧盟的反俄制裁议程,美国为俄罗斯向欧洲供应能源制造障碍,旨在将其更昂贵的液化天然气供应给欧洲,使得欧洲无法购买比美国天然气更便宜的(按欧洲的截止价格)、且更为环保清洁的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如此一来,美国液化天然气打开了有利可图的欧洲市场。

美国液态天然气载运船,图自美国能源部网站
欧洲:欧盟内部能源市场基于交易所参与者(即虚拟交易平台上的能源交易商和转售商)对价格的预期,限制俄罗斯对欧盟的能源供应使能源价格上涨,因为预期欧盟将面临外部能源供应短缺(从价格角度考虑,没有也不会有更好的俄罗斯能源的替代品)。这正在急剧降低欧洲有能源需求的产业,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盈利能力(它们甚至到了快要停产的地步),而在那些老牌欧洲国家,这些产业的制造品大多数都是要出口向全世界的(同时它们也在与美国的产品竞争市场)。这意味着这些欧洲制造商要么退出世界市场(如果它们关停并宣告破产),要么由于能源部分的成本急剧飙升而失去竞争力。
这还只是其中一层面,另一层面,欧洲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开始从欧洲转移到商业条件和经营环境相似,但能源价格相对较低的地方。这对美国来说,更是惊喜。在欧洲企业关闭本地工厂,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后,服务于生产制造的熟练劳动力也同时流向美国。以上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将对美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为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结果就是,欧盟在全球经济中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被淘汰。生意面前没有感情可言。
中国:欧洲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而由于欧盟有意拒绝更便宜的俄罗斯能源而转向更昂贵的替代品(主要是美国液化天然气),欧洲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将会减少,作为美国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的中国可能会面临增速放缓的问题。
在这场竞争中,对美国最友好的欧洲竟成了脆弱的一方,成为了历代美国总统口中“美国优先”策略中的牺牲品。
美国:让欧洲远离俄罗斯
美国为了实现再一次崛起(并阻止自己的衰落),需要在本国之外进行新的“世界大战”,同时制造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隔阂,以防止它们资源集中。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正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其1997年的著作《大棋盘》中所谋划(或者说设定)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
例如,私人情报机构斯特拉特弗公司(通常也被称为“影子中情局”)的创始人乔治·弗里德曼明确表达了关于美国需要拆散欧洲与俄罗斯的论点。在2015年2月4日进行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他表示(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个说法):“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海间联邦,这一概念由毕苏斯基提出,意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领土上建立起联盟。美国的首要目标就是阻止德国的资本和技术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联结成无与伦比的组合……为此美国努力了一个世纪……要想击败这样一个组合,美国的王牌就是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划一条分界线……而俄罗斯和德国若共同行动,则会成为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唯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