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的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构成了人类社会在和平时期最严重危机,让整个世界步入了“暂停模式”。虽然已两年有余并先后经历了三波疫情高峰和多次变异毒株的交替影响,但仍没有好转的趋势,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在疫情面前,“没有哪个人或哪个国家是一座孤岛”,由于疫情对全球的经济循环和产业供需产生“双重”冲击,给正处于转型发展中我国电力产业既带来严峻挑战,又蕴藏着巨大机遇。
如何更好结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有效规避和化解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切实突破经济下行造成的“困局”,努力抓住“新基建”带来的数字化红利,全面巩固提升我国在全球电力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全方位推动我国电力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关系到后疫情时代我国电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课题。
我国电力产业转型已难有“回头路”
电力产业的转型之路基本上与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承的。早在1997年国家电力公司成立并与原电力工业部双轨运行之始,就开始在国家层面探索电力企业化改革之路。1998年3月电力工业部正式撤销,电力政府管理职能并入到当时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03年组建成立了电力监管委员会(2013年撤销,相关职能并入发改委)。
2002年国务院5号文出台,原国家电力公司一分为十一,并在2003年全部纳入刚成立的国资委管理,从发电侧、售电侧和辅业侧入手积极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在发电力领域基本形成了以9大中央发电集团为主、30来家省市级地方电力企业为辅和一些民营电力企业为补充的市场格局;在电网领域形成两大国家级电网为主、15家地方电力为辅的市场格局;在电力辅业领域基本形成两大中央电建集团为主、四大电气装备制造集团、一大批电力设计施工装备企业为辅的市场格局。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电力产业市场化转型取得丰硕成果。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新发展理念的全面推行,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电力粗放型发展路子已走到了历史尽头,产业转型显得更加紧迫。
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首次提出了能源发展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战略思想,为电力产业转型擎画新蓝图。
2015年3月电改9号文发布,明确提出“三放开一推进三强化”的重点任务,为电力行业发展指明了新方向。2015年11月习总书记在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年12月全国经济工作又进一步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电力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新思路。
2016年,发改委、能源局印发《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了清洁低碳、绿色高效的电力发展主基调。
2017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佳境,电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开始进入落地之年。2018年国企改革首批“双百行动”名单出炉,共有57家电力企业入围,占比近1/7。
2020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全面实施,电力企业专业化整合和战略性重组步入“快车道”,尤其是该年9月13日习总书记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首次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电力产业的绿色低碳战略转型可谓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由此可见,我国电力转型已全面进入“深水区”,早已没有“回头路”可走,只有勇往直前才能看见不一样风景。
总体来看,经过多年努力与实践,我国电力产业转型有了突飞猛进的飞跃,正在从过去的落跑追赶到后来的跟跑、目前已转向在更多领域并跑甚至在一些领域领跑的局面:从电网角度来看,基本形成“全国联网、西电东送、南北互供”格局,电力供应保障能力和智能化水平明显增强;从电源角度来看,火电独大局面得到明显改观,装机占比降到一半以下,水核风光等清洁电力装机占比超过一半;从电力装备技术来看,特高压、洁净煤电技术、超大水电机组制造、四代核电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面对成绩的同时,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电力工业同国际先进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明显的差距:电网输电线损率比国际先进水平要高2个百分点左右,煤电供电消耗相差50克/千瓦时左右,一些电力关键核心技术和标准仍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部分重要关键装备还依赖国外引进,电力行业整体盈利水平较弱,总体债务风险较大,平均劳动生产率不高,国际知名电力品牌建设不够,电力产业转型之路虽然已经走过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但依然是任重道远,未来如何取得关键性领域重大突破,进一步缩小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显然是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
新冠疫情给我国电力产业转型带来新问题
同2009年金融危机相比,新冠疫情让全球所有国家深受其害,也让绝大多数行业和领域受到牵连,对全球经济的损失更严重、危害更全面、影响更深远。特别是当前我国电力产业正处于发展方式的转换期、历史遗留问题的消化期、改革调整的阵痛期等“三重叠加”时期,新冠疫情不仅加剧了既有产业转型的速率、频率、烈度,而且为今后产业转型增添了诸多新的变数、障碍和考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注意:
1、不可避免加大企业转型成本。由于受中美经贸摩擦、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用电增速下滑等因素影响,电力转型本来就是问题重重,而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从收入和成本两端相互挤压电力企业的盈利空间,让电力企业转型更加步履维艰:一是疫情防控导致费用上升、生产中断、开工不足、交通受阻、产品滞销,让电力在转型过程中苦不堪言;二是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地提高了产业与技术创新的“门槛”与投入成本,而效果又很难立竿见影,导致转型之路愈走愈窄;三是新冠疫情让员工充分感受到国企在体制机制上优越性,主辅分离、减员增效、冗员分流等改革难度不断上升,相应改革成本明显加大。
2、产业发展生态受到较大破坏。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电力行业重点围绕发输配供等环节构建了相对独立且互为依存的产业生态。在经济全球化、经营多元化、业务信息化的今天,新冠疫情必然会打破了原本相对稳定、分工协作的和谐生态系统,使电力产业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出现断裂危险,“牛鞭效应”现象进一步突出,特别是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电力产业链的合作将会受到重大冲击甚至有可能发生脱钩重构。而产业生态的重塑与再生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时间、人力资源代价的,尤其是电力尖端技术与设备的国产替代是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实现的。
3、绿色低碳转型之路更加艰巨。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导致电力供需及相应油气煤价格波动不确定性,对整体电力行业来说虽有冲击但只是暂时的。但由于新能源项目单体规模小、发电稳定性差、抗风险能力较弱,对市场波动和影响的反应更加剧烈,受到疫情的冲击要远大于传统电力受到的影响。尤其是我国现行的电力系统是建立在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基础上的,让风光等清洁能源在同传统能源的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地位,如果不能尽快向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转变,将会严重影响绿色电力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根基。